媒体报道

钱中文:我为什么主张用新理性精神回应理性危机

钱中文有多本日记 ,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画梦录”。在他的《桐荫梦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中,甚至专有一篇《雾湿梦痕》,写如何梦到自己作为记者采访托尔斯泰的趣事。

 

他常常将梦境记录下来。他认为这不仅留下了梦痕,而且是历史——历史不就是这么记录下来的吗?

 

在柳鸣九主编的“当代思想者自述文丛”(河南文艺出版社)中,收录了钱中文的《文学的乡愁》,这是他唯一的一本自传,真诚讲述了他鲜为人知的成长史、风雨兼程的成功史和烛照人生的心灵史,那些“梦断乡关路,犹忆乡情深”的文字,不仅展现了钱中文对学术研究的矢志不渝,对文学艺术和理论探索的热爱,更投射出他对现实和民族发展命运的关注。既是自传,也是那一代文人的思想史和精神史。

 

中华读书报:您从事文学理论几十年,有没有厌倦过?为什么始终对文学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钱中文:从来没有厌倦过。我从少年时期自发地爱上文学,兴趣使然,而兴趣可能就是天赋的组成部分。如果一个人在某个领域做出相应的成绩,天赋与浓烈的兴趣是极为重要的,其次还要有本身的努力,好思与专心,最后是机遇。

 

中华读书报:严家炎、孙绍振等著名评论家或理论家走上文学研究的道路有些相仿,都是自创作始。您也是?

 

钱中文:我的童年是在乡下度过的,稍大考入了无锡县模范中心实验小学读书,五年级时开始阅读课外读物,如《儿童世界》《小朋友》等,还有《孤儿流浪记》《爱的教育》,接着嗜读武侠小说,约有两年多时间。进入无锡县中学中学后,特别是初二时,开始接受了启蒙教育。国文老师除了讲解课本上的古文外,还顺便讲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产生的作品,说鲁迅等人的文学作品是“为人生”的文学,是写劳苦大众的文学,是“血和泪”的文学,是当今进步的文学,那些专写风花雪月、才子佳人的文学,没有多大价值。这些话我听后大为震动。

 

老师还把他推崇的作品刻钢版油印发给我们做课外阅读。新文学阅读大大地提升了我的审美情趣,我的阅读取向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我从对武侠小说的迷恋中解脱了出来。我只是一心想写些我自己想些什么,产生了投稿的念头,把两篇速写投给了无锡的《人报》,并且第一次用了笔名,结果都刊了出来,这可坚定了我将来要走写作道路的信心。

  

中华读书报:感觉您的求学之路特别顺畅,从中国人民大学到莫斯科大学,这自然与您的勤奋和天赋有关,但是否也有其它的因素?还是命运格外眷顾?

  

钱中文:在朋友们看来,我的求学道路确实顺畅,其实背后也是相当曲折的。1951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的俄语系,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人民大学是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大学,对学生首先是抓思想教育,树立为革命事业奋斗的思想,先后经历了各种运动,那时每星期六下午都有“生活检讨会”,检讨一周来的思想活动,批判不时冒出来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要与旧家庭划清界限等等。我则不断检讨将来想当个作家的个人主义愿望,为此翻来复去不知检讨了多少次。两年多来的这种不断自我拷问,使我的写作的灵性之血干涸了,不能写作,将来干什么都行。这样,我心如止水,在失望里感到宁静。

  

1955年初,系里领导突然把我和另一位同学叫去,原来是告诉我们两人,学校准备选拔我们去苏联留学,专业是俄罗斯文学,暑期毕业后就去北京外语学院留苏预备部报到,并征求我们的意见。去苏联留学,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了,说真的我从未有过这种奢望,可以搞文学了,这真使我欣喜莫名。后来想想,我是多么幸运,深感这是命运对我格外的眷顾。同年10月就去了莫斯科,分配到莫斯科大学人文科学系研究生院,研读19世纪俄罗斯文学。说实在的,这又是一次命运的眷顾,因为莫大的学习条件太好了。

  

但是到莫斯科大学后,一个大问题却来了,我的老家三四口人生活怎么办呢?在走投无路之际,我向中学、大学要好的七八个同学求助,他们都已工作,请他们每月向我老家寄些生活费用,幸好他们个个义气,全都答应下来,整整4年呢,真使我感激涕零!这又是命运对我的眷顾吧!1959年回国,从此我便走上了长达40年的还债之路,这里的曲折就不说了。

  

中华读书报:从大学开始到赴苏联读研,俄罗斯文学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钱中文:在读研时期,我读了大量的19世纪俄罗斯作家的作品,那真是拼命地读,因为在国内只读了一些翻译著作。我的指导老师要我在阅读中,积聚个人的心得与观点,并要广泛地阅读苏联学者的著作,在这一过程中形成自己学位论文的题目。在阅读中,我慢慢理解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那时叫深刻的思想性)和多样的艺术风格。那些描写底层人物的小说特别使我感动。一次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中的一个段落时,我竟是潸然泪下。所以我后来特别钟情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契诃夫等人的作品,阅读它们,很快就能激起我的审美情趣。

  

中华读书报:您是从什么时候转向文艺理论,您觉得难吗?枯燥吗?怎样从中找到研究的乐趣和方向,您有怎样的经验?您是从什么时候明确自己的学术道路和方向的?

  

钱中文:我进入文学研究所,专业方向是俄罗斯文学,但去文学所后,我们几个一起分配来的留苏生不了解运动情况,领导为了锻炼我们,布置我们把何其芳、蔡仪先生解放前后的著作找来,找出其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挖挖他们的历史老根。这时我才开始读到何其芳的《画梦录》。不过这下可好,我对他们的理论著作大感兴趣,觉得文学理论、美学中的问题太多了,我想与其挂在一两个作家研究上面,研究他们的创作特色,何不转向文艺理论,探讨一些问题,说说自己的话,提出自己的观点呢?这样经过何其芳所长的协调,我从苏联东欧文学组转到了文艺理论组,于是遂有我“白天的写作”与“晚上的写作”,即白天搞大批判写作,晚上写一些普通文艺理论问题的文章,同时恶补中外文学理论,大量阅读欧美小说,扩大了视野。阅读理论著作,特别在三年困难时期的晚上,真是兴味盎然。正是在转入理论组后,确定了我的学术方向与道路。

  

中华读书报:从事文艺研究过程中,哪些人或事对您影响比较大?

  

钱中文:由于我的文艺理论知识、视野的局限,虽然后来补了西方文论的课,但还是以为俄国批评家、作家的影响较大,如别林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我对他们的文艺思想都写有专论。后来20世纪俄国著名的思想家、人文科学家、文艺学家巴赫金的著作对我影响甚大。他在人文科学中确立了一种新思维,一种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方法。他把行为哲学、美学研究打通起来,树立了一个有责任的人的形象;从对作家文本独到的分析中,既更新了对长篇小说的理解,提出了长篇小说的新形态复调小说,又在小说研究、超语言哲学的建立中进一步刻画了人的存在及其形式,提出了对话哲学。

  

巴赫金的著作令人为之神往。1983年我在第一届中美比较文学研讨会上提出的报告中,就专门讨论了巴赫金的复调小说与对话等问题,随后复调、对话思想在文论界风靡一时,并蔓延到社会学界,90年代中期以后,对话已成为一个政治术语。90年代末由我主编出版了中译6卷本《巴赫金全集》,后又出版了7卷集,吸引了很多我国中外文论研究的学者,影响很大,它在不少方面促进了我国文艺学的更新。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当年人文精神大讨论有何意义?二十多年过去,反思当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对学界、文学界的意义何在,有何引起反思之处?人文精神大讨论接近尾声时,您提出“新理性精神”等,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钱中文:80年代到90年代初,在市场经济转型形成的商品化大潮中,人的价值以金钱与权力来衡量了,崇尚物质享乐、性感刺激、人欲横流,而唯科学论又带来很多非人性的消极面。这种情况必然通过大众文化进入人们的精神领域,一部分文学艺术陷入了这股浊流,淹没了它赖以生存的人文精神,于是引起了一场相当规模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的积极意义,在于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提倡文学坚守人文精神底线。

  

我对这一问题注视已久,面对当今人的价值烟消云散、道德严重失衡的情况,人文知识分子应当持有一种新的文化、艺术价值观,新的立场。于是,我在1995年刊出了《文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一文。新理性精神是对精神普遍下滑的现实生活与文学的回应,它努力从大视野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来审视人的生存意义,力图把被商品经济文化塑造成的生活欲望化、心灵空虚化、人格平庸扁平化的人,通过新的理性精神的批判唤醒过来。

  

新理性精神的结构是一种以现代性为指导,以新人文精神为内涵,即对人的生存、命运的叩问,对人的、民族的生存意义、价值、精神的高扬与确认,它奉行交往对话精神,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之间,促成一种新型的、平等的、又各自独立的人格,并强调感性与文化的协调。此文刊出后,次年6月就被外国学者译成英文刊于美国圣约翰大学的杂志《多元比较文化理论》头条。在国内,我国学者的反应相当热烈的,认为这是新时期文艺学对现实的强烈关怀,是现实的需要,理论发展的必然。也有学者认为,新理性精神推进了中国当代文论的思考和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文艺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和创新,是当代文艺学多元发展中最为系统、最有影响力的收获”。

  

中华读书报:2008年,您的《钱中文文集》出版,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汝信认为,您的“对文学动态把握很好,有广阔的学术眼界、有理论的创造性”,您认同他的概括评价吗?您如何评价自己的理论特点?

  

钱中文:2005年韩国新星出版社出了我的4卷精装本,首尔出版社出了我的4卷平装本,2008年出了个国内版,开了个小会,当时汝信先生说了上面那段话。我原以为一般领导讲话只是打打官腔,敷衍一下。但他说的几个方面,确是我理论研究的特点,我觉得他是读过我的书的,我当然高兴。

  

中华读书报:《文学的乡愁》是您的第一本自述史,这部作品是完全真实的吗?是否也有为尊者讳或逝者讳的因素?

  

钱中文:是我的第一本自传,也可能是最后一本,写它也实属偶然。至于说它的真实性如何,那么印出来的文字自然是真实的。但说实在的,为尊者或逝者讳也是有的,比如涉及有的老学者的学术观点;同时也有为同辈讳的,涉及品德的就不作背后评论了。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评价《钱中文评传》《新理性精神与当代文论建设》(黄山书社)?为什么您有的理论作品能一版再版,有些作品被翻译到国外?作品的生命力来自什么?

  

钱中文:关于我的评传,大体表达了我的文学理论观点,十分感谢这两位作者。说到最近出版的书《新理性精神与当代文论建设》,我自己以为,这是我已出版的几种单本文集中编得最为满意的一本。有的著作一版再版,就本身来说,大体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和系统性,只说自己的话,有理论力度,原创性构成了作品的生命力。80年代越南学者较多地翻译了我的一些文章;90年代初,我国学者蒋孔阳、徐中玉等先生,曾建议我将《文学发展论》译成英语,输送国外,但我个人哪能完成这种工程?90年代后期,美国、澳大利亚一些杂志也曾刊有我的一些文章。

  

中华读书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网络平台?您如何看待网络对自己的影响?您每天花在网络和微信、微博等方面的时间多吗?

  

钱中文:我用电脑已是1994年初的事了,主要是为了打字、发电子邮件和偶尔看看军事信息。

  

但是从那时到现在,出现了网络文学、多媒体文学。开头我并不阅读网络文学,后来电脑、手机不断塞来这类小说,禁不住它们的诱惑,就开始阅读了一些,觉得这种文学比过去的大众文学更大众化了,审美意识不断激变,审美情趣无限扩大,谁都是作家,不受任何指令影响,只服从自己的心灵意向,自由度极大,不求担当,只求读者的娱乐快意,娱乐成了网络文学最主要的导向,完全打破了传统文学的框架,快餐化是必然的,读后不留印象,是浅层次的阅读。

  

但是有的网络小说善于抓住生活中的对抗与矛盾,行侠仗义,除暴安良,有武侠小说古风。网络文学成了文学发展论中新形式,也许会出现优秀的作品,也未可知。由于年龄层次区分的实际存在,老一代人已深感落后,对它们写作的语言也感到隔阂。如何引导它的健康发展,确实需要认真对待的。当今手机、电脑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朋友,联络与了解外面世界全靠它们。它们的功能极多,我只开发打字、微信、邮件来往、购物、音乐等项目,其他的全无兴趣,参与进去,完全是浪费时间,收益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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