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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谈 | 深情三部曲:谈谈鲁迅、郁达夫、沈从文“恋爱”的那些事

   在我的书架上有鲁迅与沈从文的全集。其中,鲁迅全集我有不同的两套,时不时都会抽出来翻看。对一个喜好读书的人而言,书架上若没有他们的作品,肯定是一件极其遗憾的事情。郁达夫的作品我先是课堂上学过,然后又读过,他所开创的“自叙传”创作风格轰动一时,由于阅读趣味的缘故,书架上他的作品少一些。

  现在,赵瑜将他们三个人放在同一套书中,并且是以“恋爱”的名义,让我颇为好奇的同时又颇感有趣。

  对赵瑜而言,创作并出版这样的作品倒是再正常不过了。十多年前的赵瑜,在网名还是陶瓷了的时候,喜好写日记,可谓事无巨细。记得有次几个朋友谈天,他在电脑前坐着,一边聊天,一边打字,后来发现大家谈的内容,谈话时的语气、手势等等,无不被一一记录。那时,在他的写作中,尤其偏好一个“小”字,《小情事》《小忧伤》莫不如是。它们细小、轻飘、柔软同时充满力量。十多年后的赵瑜,已是名副其实的网络“大V”,是人生常识与社会见地的发现者与传播者,但他对“小”字的偏好却未改变。

  我曾去到麦积山石窟,在其中的某座石窟中见到释迦牟尼的雕像。我记得进门后,讲解员打开灯,佛像在光亮中正大庄严,以祥和的仪态望向万物与众生。后来,讲解员关上灯,让我们再次端详。我竟然看到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怜爱,他的手极力伸向立于身边的儿子,一副想却不能的无奈。那一瞬间,我突然懂得,并非所有的光鲜与明亮恒常如此,其背后总有那难言的不足与人道的深情。佛祖如是,人更亦然。

赵瑜的“深情三部曲”,围绕“恋爱”这个小切口,向我们展示的正是我们较少关注的三位优秀作家的另一面。

——陈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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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情三部曲”书影

 

陈涛:我们先来谈谈你为何把鲁迅、郁达夫、沈从文这三个人放在一起吧。还有就是为何选择这三个人,而非其他?

赵瑜:我首先要说一下这三部作品的写作时间。《恋爱中的鲁迅》一书动念于2006年,完成于2007年。而《恋爱中的沈从文》一书写作于2014年,完成于2015年。最后这册《恋爱中的郁达夫》写作于2020年,完成于2021年初。也就是说,三部作品的时间跨度整整十五年。在我开始写《恋爱中的鲁迅》一书的时候,我没有想过会写三本。写鲁迅也是偶然,和我一个人从内陆到海南工作有关系,2006年秋天,我到《天涯》工作,时间一下子变得很多。那时候还没有智能手机,回到住处,除了阅读无事可做。我开始阅读鲁迅的日记,书信,全集,注解,回忆录。读得久了,我有一阵子觉得,我和鲁迅是朋友。而我的朋友鲁迅正在被误解,我觉得我有义务将他有趣的部分写出来。这是动因。写完鲁迅以后,我就想写沈从文了。如果说刚开始写鲁迅的时候,我还没有想过要不要写第二部,但是,写完鲁迅以后,我就想着要写沈从文。这也和我的一段行走经历有关。也是2006年,没有到海南工作之前,我辞掉了一份工作,曾经沿着1934年沈从文当年回家的路线,重走了一遍湘西,那一次行走花了28天的时间。这是我与沈从文的亲密关系。等我将《恋爱中的沈从文》写完以后,那么,郁达夫这个人几乎就呼之欲出了。因为,在沈从文一书中,郁达夫已经出场了。而在写鲁迅的时候,郁达夫也出过镜。所以,一个与鲁迅和沈从文有交集的人,且恋爱谈得也很痴狂的,就是他了。

陈涛:通过对这三部作品的阅读,我仿佛看到在他们的身上,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恋爱婚姻样态。譬如鲁迅与许广平是执子之手、相敬如宾、相濡以沫、与子偕老的理想样态;沈从文与张兆和是那种爱得卑微、小心,彼此并未达到心灵真正互通时仍然坚持的常见样态,还有就是郁达夫与王映霞之间爱有多狂野,恨有多强烈的至亲至疏夫妻样态。

赵瑜:总结得很好。我是贴着这三个人物的日记和书信来写,基本是如实呈现。那么,鲁迅中年恋爱,是一个相对被动却又稳妥的爱情,从“彷徨”期到“我可以爱”,也不过一年的时间,说到底,爱情这个东西还是很能温暖人的。而沈从文是一种单方面的热情,所以,沈从文的婚姻样态更多的是一种终于获得了珍宝的初恋心态。沈从文一辈子对张兆和都是恋爱的状态。在这一点上,沈从文是幸福的。郁达夫呢,是了一个恋爱中的疯子,是一个不计后果的投入者。他们夫妻从甜蜜到毒药,都是热烈的。这是三种类型的恋爱婚姻,也是三种男人的爱情结局。

陈涛:我在读《霍乱时期的爱情》《纯真博物馆》时,我从中读到了主人公的如何恋爱,也读到了作者如何让他们去恋爱,而你则直接写了作家是如何去恋爱,似乎当下少有人如你这般去写。看作家谈恋爱,与阅读那些关于爱情的作品,这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赵瑜:我理解你说的差异性。我们在看一个虚构的爱情故事的时候,作为一个写作者,有时候会天然地挑剔作者处理人物关系的细节。甚至会质疑故事的逻辑是不是不合理。这是我们阅读虚构作品时常有一种心态,然而,当我阅读沈从文的情书,郁达夫的情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历史真相,有时候完全不符合我们所擅长的日常逻辑,真实的东西有时候大于我们需要的逻辑。那么,这就需要再度创作的时候,我要找到被我们忽视的隐藏了的逻辑,来仔细地还原那个特殊时代下的沈从文或郁达夫,为什么会那样写,那样做。

所以,当我们读小说中的爱情的时候,事实上,我是挑剔的,因为我知道,这个故事是有一个创作者的,当然有时候,也会因为感动,而忽视细节的瑕疵。但是当我们阅读非虚构的情书的时候,我会立即跳出背后还有一个作者这样的闭环里,我会相信很多东西,当我不理解的时候,差不多,就是我要创作的开始。我一定要将所有可能引起误解的东西梳理清楚给大家看,这样才有价值。

陈涛:在这三人当中,如果要你选,你更喜欢恋爱以及婚姻状态中的哪个人?

赵瑜:这三个人中,鲁迅是被爱的元素更多一些。沈从文是主动的成分更多。而郁达夫几乎是狂轰乱炸。如果是早些年,我可能更喜欢鲁迅一些,我觉得,一份深情的开始一定是克制的。然而,随着年纪的增长,我越来越宽容,多面。我现在反而觉得,郁达夫这样的感情方式,才可能是爱情的本质。爱情的本质,其实就是在一段感情里丢失自己。

陈涛:在恋爱当中,鲁迅是被动的慢慢地被温暖,沈从文与郁达夫是主动的,但他们二人又不同,像郁达夫,1927年,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我若能得到王女士(即王映霞)的爱,那么此后的创作力更要强些。啊!人生还是值得的,还是可以得到一点意义的。” 真的是简单粗暴,他的冲动把家庭和生活搞得都不愉快。而沈从文则小心一些,卑微一些,他没有郁达夫的那种躁动与直接。但沈从文很尊重郁达夫,他说,“人人皆觉得郁达夫是个可怜的人,是个朋友,因为人人皆可以从他作品中,发现自己的模样”。

赵瑜:这三个人的起点是完全不同的。鲁迅和郁达夫都去日本留学过,都阅读过大量的外文作品。从见识上来说,略宽于沈从文。然而,沈从文的成长史,也充满了传奇。一个乡下的小学未毕业的大头兵,最终靠着个人的成长,终于接近了这些这些大师们。沈从文的漂泊感,自卑感,都是他成长路上最有益的元素。所以,他和张兆和的爱情,也是得了张兆和的姐姐的一个“允”字。沈从文的前半生,至少是非常幸运的。而沈从文对郁达夫的理解,是因为,他始终感激在他人生最落魄的时候,是郁达夫帮助了他。在这一点上,沈从文也是一个非常值得信任和托付的朋友。

陈涛:长期以来,鲁迅是被神化了的。当然,他有千万个被我们供上神坛的理由。高中时读鲁迅的作品总觉得苦涩难懂,长期以来一直以为他就是版画中的那副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模样。但我看到《两地书》后,看到他对许广平的称呼从广平兄到害马再到字母等等的变化,我能感受到他的内心在一点点温热,偶尔的调皮、无赖与恶作剧都出现在他的身上,我觉得我跟他的距离亲近了。这是否也是你当初想把鲁迅拉下“神坛”的理由?

赵瑜:对,我在《恋爱中的鲁迅》一书的序言里也特别提到,鲁迅被神话的同时,也被遮蔽。就是说,他从一个丰富的人变成了一个符号化的神。还是回到我刚到海南工作的时候,我对鲁迅的阅读,一开始差不多也是崇拜的。可能和大多数人一样,一开始阅读鲁迅的时候,鲁迅是一尊神,人格很有魅力,但是,他和我离得远。读得久了,我后来觉得,我仿佛也被时间派到了鲁迅的时代,和他一起吃饭,见友人。读得久了,就可以把一本书的作者读成朋友,这是真的。一直到后来,我觉得,我和鲁迅不但是朋友,还是要好的哥们儿。所以,我写鲁迅的时候,不时地会和他称兄道弟。虽然接近于玩笑,但是,正是基于如此亲昵的关系,我才要下决定将鲁迅先生拉下“神坛”,还原他人间烟火的一面。

陈涛:阅读你的作品,我想你肯定认为知识分子都应该谈恋爱。在你看来,一个人,如果内心生活如一潭死水,那么,他是不可能写出丰富而富有人情味的文字的,他们借助恋情丰富了内心生活。

赵瑜:对,恋爱,恋物,哪怕是恋上旅行。都是对日常生活的补充。一个写作者,恋爱其实就是打开感官的开始。荷尔蒙,或者更直白一些,欲望,是创造世界的开始。但是,平衡这些恋爱中的内心波澜,也是一门技术。我个人始终觉得,写作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一个作家与另外一个作家的区别,除了阅读,成长史和天赋之外,一定有一个共通的东西,这个东西叫做情感的体验。一个没有丰富情感的人,很难在作品中比拟万物,那么,就很难写出维度更多的作品。

陈涛:张兆和在沈从文死后才真正理解了他。她说,“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 若从男性角度来看,你理想中的爱人对男性的评价是怎样的?

赵瑜:张兆和对沈从文的评价的变化,原因是她自己的提高。如果张兆和一生都不提高自己的认知,那么,她对沈从文的评价是不会变化的。这话题有些沉重,且不便展开。然而,沈从文对张兆和的要求却没有那么高,在沈从文的眼里,张兆和怎么做都是对的,这就是爱情。作为一个男性,我个人觉得,理想中的爱人对男人的评价,应该是,支持所爱的人坚持做一件困难的事情,即使失败了,也不抱怨。这样用文字描述出来,极其简单,然而,现实生活中,这几乎是最好的伴侣了。因为极难做到。

陈涛:鲁迅对《两地书》的出版其实是有疑虑的,觉得怎么会有一个书店来印这样一本书。这些书信一是毫无革命气息,二是也并非毫无掩饰,至情至性,因为鲁迅如论给谁写信,最初都是敷敷衍衍,口是心非的,同时,由于当时的客观环境,有些紧要的地方也都删掉了。所以,你是否会担心被人说不严谨,甚至有曲解的嫌疑?

赵瑜:涛兄,我不知你看过没有看过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的那一套《两地书真迹》,如果你看过这本书,你就明白了。这是鲁迅亲自誉抄的《两地书》的原稿,怎么说,字非常美,你从鲁迅的小字里,就能看得出,他是笑着重温这些信。他抄得幸福极了。现在很多个出版社的书法,都是集的鲁迅先生的字,其实都是从这部《两地书真迹》中集的。在《两地书》的序言中,他的确解释了为什么要出版一部私密的通信集,顺便说了他之前的信都不敢保存下来,主要的原因是怕自己如果有不测,连累别人。这倒也是妥当的。然而,出版《两地书》,保留很多亲密的称呼,他自然知道,这书将来一定会有人转告北京的朱安女士。但是,相比种种担心,最后鲁迅还是决定出版,自然也有向全世界宣告和出示恋爱证据的意思。

所以说,《两地书》的出版太重要了,如果没有这两部作品的出版,可能,我们对鲁迅的误解会加重。还好,还好。

陈涛: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接下来有无继续此类写作的计划?如果有的话,你想写写哪位作家?

赵瑜:我个人觉得三部曲是一个挺好的选择。所以,本来我还想写一下徐志摩,但是,我发现,我找不到第五个人可以写。要么三部曲,要么五部曲。这是我的一个小偏执。所以,我倒是想过再写三个女人。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我写一下《恋爱中的萧红》《恋爱中的张爱玲》以及《恋爱中的白薇》。但是,写作可能需要一个机缘。目前是不会马上开始写作下一个三部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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