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

青年学文化 | 对话岳南:这些年,考古并没有“热”

200万年前的古猿人遗址,到世界最早栽培的稻作和粟作遗存,再到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浙江良渚、辽宁牛河梁、山西陶寺、陕西石峁等遗址……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考古学成就斐然,举世瞩目。

这期间,越来越多文学创作者开始关注考古题材,岳南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擅长以文学的笔法描述考古发掘过程,将历史与考古新发现融为一体,既不同于枯燥的考古发掘报告,也有别于传统的纪实文学,有人因此称他为中国举证文学第一人,也有评价称在考古领域,没有人比岳南更会讲故事;在文学领域,没有人比岳南更懂考古学

笔耕不辍30余年,岳南是如何进行创作的?他对考古文学的思考是什么?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他又面临着哪些挑战?近日,河南青年时报·东风新闻记者对话岳南,了解他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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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北京彼岸书店,岳南签售新书《岳南大中华史》

创作以考古、历史人物为中心

记者:1990年,您被北京十三陵触动,与陵墓考古队队长夫人杨仕共同合作完成了《风雪定陵》这本书。继而开始逐步关注考古。在这种关注中,你自己和考古的关系是否有阶段性变化?

岳南:《风雪定陵》之后,我感到这个领域挺有意思,考古题材也有写头,与我的兴致和爱好相吻合,就连续写了十几部,每一部都写一个遗址的考古发现与发掘的故事。

尽管后来有一大段时间去关注、写作民国时候的学术大师,但还是以考古、历史这个圈子的大师为主,其他学科大师为副,总之没有出这个大的范围。《南渡北归》中人物众多,但读者会发现是以考古、历史人物,特别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傅斯年、陈寅恪、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夏鼐等为中心的。

记者:您对自己的创作定位是什么?您希望在自己的创作中达成什么?

岳南:我写的题材是纪实的,作品是非虚构的,这就是定位。通过描写看到的具体动作、发现与发掘物,或人的语言,来反映透视人的精神和社会生活状态,所谓文学即人学,如同《西游记》,写的是唐僧取经的故事,但孙悟空、猪八戒等并不是自然的猴子或笨猪,实际上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这几个人是有理想和追求、有血泪和爱恨情仇的。

 

网络信息有局限,要沉下心找原始资料

记者:随着网络的发展,无论是学者撰写论文还是作家创作作品,收集资料的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一方面,网络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公开素材越来越多。您怎么看待这种素材收集方式的变化?是否为您今天的创作,提出了更大挑战?

岳南:网络的出现对收集素材更便利了,这是好事,但网络有局限性,如错误较多,事实缺少出处等,不能全部依靠网络,还是要沉下心来找原始的资料,找发掘人员交谈,了解第一手材料,这样才能得到你想要的写作素材,才可能写出一部自己满意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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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南(左二)在金沙考古工地 

记者:这些年采访考古人、文博人,您有哪些经验之谈?如何保证自己能够挖掘到与其他人不同的故事?

岳南:这个不好说,或者说我没有比别的采访者更有利的条件和特权,采访过程都是一样的套路或叫流程,只是在采访前要注意选择人物,除了选择那些考古现场的主要人物,还要有意识地选择会讲故事或可能有故事的人物。

同时,虚心向采访的对象学习请教,认真聆听他们的爱恨情仇或生活中的纷扰郁闷、痛苦悲伤,时间长了就成为朋友,如此,有些别人得不到的故事就自然得到了。总之一句话:有心,或叫用心,心灵的沟通是最重要的。

 1993年,岳南(左一)与当年打井发现兵马俑之一人杨志发合影于秦俑博物馆.jpg1993年,岳南(左一)与当年打井发现兵马俑之一人杨志发合影于秦俑博物馆

考古文学只是一个标签

记者:您怎么看待考古文学这一写作类型?未来又要如何发展?

岳南:考古文学只是一个标签,如前些年的寻根文学”“大墙文学”“知青文学等一样,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并不长久,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快会被风吹掉,被人遗忘。也就是说,不管写什么题材,还是以质量或者说以作品的魅力赢得读者,只有打动人心灵的作品才能长久地流传下去。读者只会关注或怀念作品的内容,至于是什么文学,可能并不会关心。

记者:这些年考古热袭来,有专业学者开始探索公众考古,撰写考古书籍。您的创作和公众考古的区别是什么?专业学者这样的探索,会对文学出身的写作者,形成一种挑战吗?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刘军曾提到,近几年,人文学科领域出现了一批跨学科、打通式的写作。比如以美国华盛顿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专业教授戴维·R. 蒙哥马利所写《泥土:文明的侵蚀》为例。它既不是科学著作,也不是科普著作,也不是学术著作,也不是纯文学著作,但很多要素它都有,是一种融合性的文本。您怎么看待这种趋势以及在这种趋势下的文学出身的写作者?

岳南:没感到热,或者说与20世纪80年代比起来,还是冷得多。那时候许多一流的才子都报考大学的考古系,但现在这种情况很少出现,就说明已经没什么热了。

按正常规律和预期,中国大陆发现发掘了这么多的遗址遗物,几十项考古发现震惊世界,中国人民应好好地才对,但目前没有发现这种情况,至少与一个文物文化大国的气氛不匹配。

我写的东西是考古题材,但不是公共考古,就像莫言写的是《红高粱》,但不是公共种地一样。我每一部作品看起来是写考古与历史,其实内在就是写人,人的精神与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各种表现甚至表演,有的是无可奈何的,有的是被迫的,有的是自愿的,各种角色在考古现场与背后形成了一个隐形的社会和人的内心情感以及情感在政治生活中的承受力。

最后说专业学者的探索与文学出身的关系,二者是天生的相同又不同,文史一家但别有洞天,中间一道门可能打开,也可能不打开,但无论如何不会妨碍,更不会构成什么挑战,或者还是相得益彰,共同进步。

河南大学刘军教授提到的这个外国人和写作方式与成果,或许就是文史两界打通中间一道门的成功案例,这样的作者在之前也有过,如德国学者蒙林写的五卷本专著《罗马史》,于190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开了历史学家获文学奖的先例。

(原载于20211216日《河南青年时报》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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