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宋高宗赵构，人们首先想到的词就是：昏君。龟缩江南，屈膝求和，以莫须有的罪名冤杀民族英雄岳飞的正是此人。在宋史学家王曾瑜看来，宋高宗实为“多面派”。由王曾瑜所著的《宋高宗传》一书，以丰富扎实的史料为基础，以宋高宗跌宕起伏的一生为主线，多层次多维度展现南宋初年内困外忧的政治局势，描绘皇权与相权之间复杂激烈的斗争，再现南宋社会、政治、文化所经历的“中国向内转”的历史进程。
宋朝是中国古代官史纂修发达的一个朝代。记录宋高宗的主要官史有日历1000卷，实录500卷，今已失传，而其传世史料之富，则超过宋朝其他各代皇帝。
作为研究宋史的大家，王曾瑜先生认为，宋高宗个人经历的戏剧性，也非其他皇帝所能比拟。按照传世史料很多虚美之词、隐恶之笔，要塑造一位尊号为“光尧寿圣、宪天体道、性仁诚德、经武纬文、绍业兴统、明谟盛烈太上皇帝”，谥号为“受命中兴、全功至德、圣神武文、昭仁宪孝皇帝”的形象，确是绰绰有馀的。例如元朝史官居然将这个具有荒淫、残忍内涵的皇帝，说成是“恭俭仁厚”之主。这应当承认是南宋官史对“中兴之主”装扮的成功，更应当承认是宋高宗对自我形象装扮的成功。然而，王曾瑜却坦言：“这种形象的塑造愈是成功，必然距离史实愈远。记得我曾对前辈学者李埏先生说，宋高宗可以说是个两面派。他纠正我的说法，说是个‘多面派’。‘多面派’一词很准确地把握了宋高宗的本质及其形象的复杂性。”
北宋末年，强敌入侵、内廷混乱，徽钦二帝及众多皇族被俘，侥幸漏网的康王赵构意外继位，史称宋高宗。赵构经历了时代狂飙下的家国丧乱，更有维扬惊梦、苗刘之变、淮西之变等一系列变故，在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摇摆，执掌南宋这艘巨轮行驶在风雨飘摇的时代浪潮里。赵构是聪明人，善于把自己伪装成一个仁厚之主，中兴之主，也越来越擅长帝王之术，把岳飞、李纲、韩世忠、秦桧等当作他的棋子；而深入骨髓的“恐金症”是他一连串对金政策的根源。
▲宋高宗画像
中国历史上的内乱外祸，一般都与专制政治下的腐败密切相关。谈及《宋高宗传》的写作初衷，王曾瑜表示：“希望通过对宋高宗赵构罪恶一生的描述，对当时专制腐败政治的剖析，有助于人们了解古代特色的专制，以及专制与腐败互相依存的关系。”
金军挥戈南下，打碎了汴京城内的酣歌醉舞。后来，赵构在宗泽、李纲等人的辅佐下，终于在临安立稳脚跟。掌管着南宋小朝廷这艘巨轮，行驶在风雨多舛的社会大转型时期，生性骄奢淫逸的赵构，如何应对这矛盾重重的内忧外患？《宋高宗传》以史实为基础，限度地重返历史现场，透过宋高宗多变面具背后，引领读者去伪存真，看清宋高宗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比如关于赵构的出生，据明代文人周清源《西湖二集》载：宋徽宗赵佶一日于汴京宫中同郑娘娘游寿山艮岳而同乐，饮酒醉卧，梦见宫门“呀”地一声，闯进一人。此人头载冲天冠，身著衮龙袍，腰系白玉带，足穿无忧履，堂堂一表，俨似天神之貌，凛凛一躯，巍然帝王之形。而王曾瑜通过考据史料，发现周清源的记载纯属穿凿附会。他在书中写到：宋徽宗的王皇后死后，郑氏立为皇后，乔氏也于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进贵妃”，她为皇帝连生七子。韦氏“才一御幸”，便怀身孕。按前述宋徽宗待宫女的惯例，迟至“崇宁末，封平昌郡君”。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二月，“进才人”。五月二十一日（公元6月13日）夜，时年二十八岁，生宋徽宗第九子赵构。韦氏后“进婕妤，累迁婉容”。（以上记事见《会编》卷211，《要录》卷147绍兴十二年十月丙戌，《宋史》卷20《徽宗纪》，卷24《高宗纪》，卷243《郑皇后传》，《韦贤妃传》，《乔贵妃传》，《宋会要》后妃1之5，3之9，《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显仁韦皇后》，《皇宋十朝纲要》卷15，卷20。韦氏身世据《周益国文忠公集·杂著述》卷10《思陵录》上，乃苏颂之孙苏文瓘所述，当是可信的。乔贵妃的年龄据《靖康稗史笺证·开封府状》。）她显然并不受宋徽宗的宠爱，依赖乔贵妃，生了贵子，才得以在皇宫中占有“嫔”的地位，但与义妹乔氏相比，尚差十一阶。
▲歌颂赵构即位之作《中兴瑞应图》（局部）
王曾瑜先生无疑掌握了远比书中所写多得多的史料，但在运用过程中却并不囿于史料，而是融入自己对史料的辨识和研究成果。比如对于岳飞的死，宋人记载说法颇不一致，有“赐死”说、“枭首”说、“中毒”说、“拉胁”说种种，王曾瑜在比较诸说之后，认为宋佚名《朝野遗记》中“其毙于狱也，实请具浴，拉胁而殂”的记载较为合理，更能表现宋高宗及其帮凶的残酷，于是采而用之。而对于谁是杀害岳飞的真凶之问，王曾瑜在《宋高宗传》中也作了解读。“岳珂对于祖父（岳飞）的遇害，只引用《野史》的记述：‘按《野史》，方狱之未成也，秦桧自都堂退入小阎，食柑，以手书柑皮者竞日。俄以小纸付老兵，持至寺，而先臣遂报死。初未有旨也。呜呼！桧其欺君哉！’《朝野遗记》又增添了情节，‘秦桧妻王氏素阴险，出其夫上’，当秦桧‘食柑玩皮’，若有所思之时，‘王氏窥见，笑曰：老汉（此词宋时含贬义）何一无决耶？捉虎易，放虎难！’于是秦桧以‘片纸入狱’，杀害岳飞。这两条记载都属荒诞不经。没有宋高宗首肯，秦桧连正八品小官胡铨也未能随便处死，岂能轻易处死一个正一品大臣呢？岳珂所以单取《野史》之说，是为了强调‘初未有旨也’。他必须讳避宋高宗的罪责，不能把宋高宗的圣旨写进《鄂王行实编年》，却又无法否认‘有旨’的事实。其实，《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的刑案原件已记载得一清二楚，不容有任何误解。刑部、大理寺状提议，‘岳飞私罪斩，张宪私罪绞’，‘岳罢私罪徒’，并说‘奉圣旨根勘，合取旨裁断’。宋高宗当即下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仍多差兵将防护。’秦桧、万俟离以刑部、大理寺名义上状，主张保留岳罢生命，尚不能满这个独夫民贼的意。绍兴十一年的阴暗岁末，即十二月二十九日，三个许身民族战场的斗士，终于惨死在投降派的屠刀之下。可以作为秦桧矫诏，杀害岳飞等三人的一条证据，是《宋史》卷200《刑法志》的记载：绍兴十一年，枢密使张俊使人诬张宪，谓收岳飞文字，谋为变。秦桧欲乘此诛飞，命万俟禹锻炼成之。飞赐死，诛其子霎及宪于市。汾州进士智浃上书讼飞冤，决杖，编管袁州。广西帅胡舜陟与转运使吕源有隙，源奏舜陟赃污僭拟，又以书抵桧，言舜陟讪笑朝政。桧素恶舜陟，遣大理官往治之。十三年六月，舜陟不服，死于狱。飞与舜陟死，桧权愈炽，屡兴大狱，以中异己者，名曰诏狱，实非诏旨也。其后所谓诏狱，纷纷类此，故不备录云。此段文字估计是元朝史官抄自南宋《中兴四朝国史》。从语意上看，似并非说岳飞和胡舜陟两狱‘名目诏狱，实非诏旨’，而是说岳飞与胡舜陟死后，秦桧‘屡兴大狱’，‘名目诏狱，实非诏旨’。笔者曾查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史书，结论为即使是胡舜陟以后的诏狱，‘秦桧可以在进呈冤案和狱中严刑逼供时，上下其手，但并未在制度上突破诏狱的有关规定，而私自矫诏。诏送大理寺和最后裁决权仍操于宋高宗之手’。《宋史》卷200《刑法志》的记载，实际上不过是反映了南宋史官为这位‘中兴之主’讳恶，而诿罪于秦桧，故不足凭信。”
总之，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部《宋高宗传》，颠覆了按顺序罗列史料的叙述传统，把艰涩的古文史籍转化成趣味盎然的大众语言，以史家的大手笔和大气魄，取专题分讲的形式，以简驭繁，提纲挈领，通过剖析两宋之交的社会结构、文化心理，再现当时南宋小朝廷内政外交窘迫而又复杂的社会局面。（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