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年，金军挥戈南下，打碎了汴京城内的酣歌醉舞。徽钦二帝及众多皇族被俘，侥幸漏网的康王赵构意外继位，史称宋高宗。强敌肆虐，内廷混乱，赵构经历了时代狂飙下的家国丧乱，更有维扬惊梦、苗刘之变、淮西之变等一系列变故，步步惊心。在宗泽、李纲等人的辅佐下，终于在临安立稳脚跟。掌管着南宋小朝廷这艘巨轮，行驶在风雨多舛的社会大转型时期，生性骄奢淫逸的他，如何应对这矛盾重重的内忧外患？
这本传记以丰富扎实的史料为基础，以宋高宗赵构跌宕起伏的一生为主线，多层次多维度展现南宋初年内困外忧的政治局势，描绘皇权与相权之间复杂激烈的斗争，再现南宋社会、政治、文化所经历的“中国向内转”的历史进程。
古语称以史为鉴，今人说不要忘记历史。任何民族都需要从历史中提取民族进步的营养素，更何况是中华民族。但是，历代统治者为一己一群的私利，可以强调和宣传某些历史教训，又隐讳和抹杀某些历史教训，这是不足取的。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应当绝对正视本民族的一切缺陷和错误。只有有勇气正视所有重要的历史教训，克服和改正所有重要的缺陷和错误，才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不可侮的现代民族。
批判我们民族的坏传统，以反省过去；反省过去，可能对开创未来起一点作用。这是笔者撰写宋高宗传记的宗旨。什么是我们民族的坏传统呢？依个人之见，可否概括为专制、愚昧和腐败六字，而其对立面则是民主、科学和清廉。
笔者希望通过对宋高宗赵构罪恶一生的描述，对当时专制腐败政治的剖析，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特色的专制，以及专制与腐败互相依存的关系。中国历史上的内乱外祸，一般都与专制政治下的腐败密切相关。
在君主专制时代，本朝人写本朝皇帝，司马迁笔下的汉高祖，可能是唯一成功的典型。刘邦自称“而公”（你老子），看到有人戴儒冠，就摘下当众溲溺，一个粗野的流氓形象跃然纸上。我们不能不佩服司马迁传神的史笔。
司马迁以后，史学美化本朝皇帝的功能得到了“发扬光大”，一个又一个皇帝，大抵都在其冠冕之下，蒙上一层又一层面纱，使人难以认出他们的真面目。当然，也并不排除有相反的情况，如金海陵王完颜迪古乃（完颜亮）成为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金朝官史中便将他说得一无是处。伟大的唐朝史学家刘知幾倡导直书，反对曲笔。然而在专制淫威下，“唯闻以直笔见诛，未闻以曲词获罪”，“欲求实录，不亦难乎”！
宋朝是中国古代官史纂修最发达的一个朝代。记录宋高宗的主要官史有日历1000卷，实录500卷，今已失传，而其传世史料之富，则超过宋朝其他各代皇帝。宋高宗个人经历的戏剧性，也非其他皇帝所能比拟。按照传世史料很多虚美之词、隐恶之笔，要塑造一位尊号为“光尧寿圣、宪天体道、性仁诚德、经武纬文、绍业兴统、明谟盛烈太上皇帝”，谥号为“受命中兴、全功至德、圣神武文、昭仁宪孝皇帝”的形象，确是绰绰有余的。然而这种形象的塑造愈是成功，必然距离史实愈远。
记得我曾对前辈学者李埏先生说，宋高宗可以说是个两面派。他纠正我的说法，说是个“多面派”。“多面派”一词很准确地把握了宋高宗的本质及其形象的复杂性。例如元朝史官居然将这个具有荒淫、残忍内涵的皇帝，说成是“恭俭仁厚”之主。这应当承认是南宋官史对“中兴之主”装扮的成功，更应当承认是宋高宗对自我形象装扮的成功。
由此可见，要对一个“多面派”作面面俱到的深入解剖，是并不容易的，但关键仍在忠于史实，必须对真伪混杂，浮词多而实录少的传世史料，认真下一番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功夫。
历史现象具有客观性，但一旦形成文字，就不能没有主观性。历史学家写历史，不能不尊重客观史实，但对某些事件和人物，也不可能没有是非和爱憎。中国传统史学既强调奋笔直书，又强调褒善贬恶，即主观与客观融合，是不错的。作为人物传记，作者如果不是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既有褒善的仁心，又有贬恶的狠心，只怕很难有成功之作。若对历史上的罪恶一概采取平恕的态度，麻木不仁，似并不足取。事实上，面对各个时代横暴和腐败的专制统治，治史者的良心必然受到震撼，渴望着用自己的史笔去鞭笞罪恶。
宋高宗所处的时代是各个方面的矛盾和冲突十分剧烈的时代，历史演出了一幕幕可歌可泣、可悲可叹的活剧。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这是中国古老的历史哲学命题。两者在某种意义上都有一点道理，却又很不完全。
历史现象纷繁复杂，最难以作科学的剖析和说明。迄今为止，历史学中虽也有一点数学和统计学，但在很高程度上并无数学的精确性。往往出现以下的情况，时势出英雄，却又不能成全英雄，特别是理想的、成功的英雄。相反，时势有时也可让小丑充当主宰国运的角色。结果是一小撮人的闹剧、丑剧和绝大多数人的悲剧交互演出。
我想，宋高宗的传记，他本人及其宠信者所制造的一个时代的闹剧、丑剧和悲剧，他们在国难当头、国耻深重的情势下，依然制造、纵容和包庇腐败，纵情声色，只怕可以说明这一点。
我个人本着严肃的态度，并竭尽绵薄之力，以求写好这部传记。至于此书的成败得失，则有待于广大读者和史学界的品藻和鉴裁。
王曾瑜，1939年生，上海人，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博士生导师。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专业从事宋辽金史研究。著有《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尽忠报国——岳飞新传》《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宋朝军制初探》《辽金军制》《宋朝阶级结构》等学术专著。
（原载于2022年2月10日《河南青年时报》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