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动态

命脉:从丹江到团城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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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日,一部全面反映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的大型报告文学《命脉》,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作者何弘、吴元成都是和南水北调工程有着不解之缘的南阳人。何弘的父辈曾参加过渠首施工,他自己亦长期关注南水北调工程的规划与建设。吴元成在丹江口水库库区出生、成长,对丹江口水库建设及移民有亲身经历和切身感受。他们亲赴各地,采访200余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一手材料。以下内容是作者吴元成所述说的部分采访过程,以飨读者。

 

 

宽泛地说,天下谁人不移民?而新中国因水利工程形成的移民,就多达2000万人。这其中就包括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的丹江口水利枢纽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河南、湖北两省70多万移民。

 

2016年秋,我正驱车穿行在鄂之间采访,接到省作协小姬电话:准备出席10月底11月初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作协九大。如期到了北京,住进国二招。白天开会,夜晚翻阅《河南南水北调年鉴》和采访本,借北京朋友黎阳的笔记本电脑,改写我和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任、省文联副主席、省文学院院长何弘共同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命脉:南水北调与中国水文明》。采写中,我才知道,这个选题最早是省文联党组书记王守国师兄于2014年年初提出的,选题被河南文艺出版社立项后,先后列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国家十三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和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河南省中原文艺精品工程等。

 

接到任务后,我和何弘从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到湖北丹江口市,从湖北荆门市到襄阳市、十堰市、枣阳市、宜昌市有关县区,从丹江口大坝到淅川陶岔渠首,沿着南水北调中线干渠北上,从湍河渡槽到穿黄工程,从河北滹沱河倒虹吸工程到北京团城湖出水口,在1432公里长的总干渠沿线,我们听过建设者的真诚倾诉,看过缓缓流淌的碧波涌流。2014年到2016年的三年间,我与何弘利用周末和节假日,走访了近300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老移民、新移民和多处老工程、新工程。其实,在这次集中采访之前,我从1998年开始,就在关注和采写丹江口大坝建设和移民搬迁。2000年利用十一黄金周去了湖北荆门、沙洋一周采访老移民,2011年,应省水利厅邀请,我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干渠辉县段、安阳段实地采访。2013年年底,我回淅川县采访光明日报社等单位举办的南水北调移民精神研讨会。其间,还多次到各地采访南水北调新移民。经过这次联合采访,我们终于把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整个建设过程及其艰辛的移民搬迁安置工作梳理清楚,进入整理采访录音和写作过程。数易其稿之后,2017年春节前夕,我们把长篇纪实文学《命脉:南水北调与人类水文明》交付河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4月,39万字的《命脉:南水北调与人类水文明》(精编本)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迄今已四次印刷,并获得河南省“五个一工程”图书奖、河南省第六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74万字的《命脉》三卷本(《驯水志》《移民录》《修渠记》)也于2018年9月在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采写过程中,何弘先生深厚的理论水平和人文情怀,朴实的作风和扎实的文风,让我获益匪浅。而采访中的所见所闻,也激活了我很多儿时的记忆。我的父亲和很多乡亲,都参加过丹江口大坝建设。1958年9月,随着湖北省省长张体学一声令下,在炮声与硝烟中,丹江口水库大坝在丹江和汉江交汇处的凤凰山、黄土岭开工。父亲随着淅川民兵五师田川团,与河南邓县六师、湖北天门县七师一起,组成右翼兵团,鏖战丹江口右岸工地。均县师、郧县师、机械化师等在左岸、坝基处施工。两省10万大军驻草棚毡房,吃粗茶淡饭,手持简单的工具,胸怀火热的斗志,要把孙中山、毛泽东等人倡导的南水北调构想变成现实。1960年麦收时分,因为淅川库区群众要么支边青海,要么在丹江口修大坝,老家劳力不足,父亲和上万民工一起被抽调到尚未淹没的淅川县古镇李官桥一带割麦。其间,前苏联撤走专家,大坝施工为赶进度出现质量问题,只好暂停施工,各县民工多数返乡。父亲也返回分水岭,没有像少数民工那样留在丹江口,进而转成正式工人。

 

1966年夏,父亲带着四五岁的我过丹江,小划子走到清澈的江心的时候,父亲给我一枚五分钱的硬币,让我扔进江里,以保平安。这也是我第一次去丹江边、香严寺下寺附近的古镇埠口街,如今它早已随着丹江口水库的建成而淹没在汪洋之下。当我和父亲到达埠口古镇的时候,姑父和姑姑正在房坡上揭瓦,满脸满身灰土,那是要搬迁的前奏,他们在拆除自己的家园。不久,姑父一家,1959年到青海省德令哈支边刚刚跑回来的大伯一家,大姨父乔家,我六爷吴文禄一家,还有我的祖母,都随着数万移民大军迁到了数百公里之外的湖北荆门县、沙洋县、钟祥县。淅川移民刚去荆门等地的时候,基本上是集中居住,或者整建制安置,粗放式的移民搬迁和失控的后期管理,以及个别淅川移民的偷盗行为,引发移民和当地群众双重不满。随着1967年、1968年又有大批移民进入江汉平原,淅川移民与当地群众不断发生土地纠纷,生产生活矛盾不断升级。终于,在1968年8月1日集中爆发为血腥的械斗。械斗事件很快引起湖北、河南两省,武汉军区和中央的重视,最终经过解放军进驻和两省及荆州、荆门干部做工作,伤人性命的被法办,移民情绪得以平复。但事件余波不断,直接造成大批淅川移民返迁,或投亲靠友,或散居于丹江沿岸,垦荒、打渔为生,并逐步形成了无户口、无土地、无房产的“沿江村”。为遏制返迁潮,荆门县在车站、码头设卡堵截。没有返迁的移民也按照荆州与河南协商的意见,被分散插队到各个生产队,以便于管控(只有钟祥县柴湖镇是个例外,数万淅川移民集中安置)。

 

儿时,我先后三次前往荆门,跟随祖母生活。第一次是父亲送去的。第二次,是祖母回来探亲,把我带去的。第三次,是跟随探亲回来的大伯去的。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去的时候是腊月间。天不亮,分水岭还在沉睡中,父亲就把我叫醒,母亲帮我穿上了小黑棉袄,在瑟瑟寒风中离开分水岭。先步行穿过八里沟,再坐小划子,再步行,赶往张营码头买票上的汽船轮渡。于傍晚抵达丹江口大坝附近的河南码头,步行到丹江口火车站,坐上前往荆门的火车。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也是第一次坐火车,新奇得很。在湖北断断续续的三年间,很多事成为难忘的记忆。一次睡觉前,揭开被子,发现被窝里盘卧着一条土布袋(蝮蛇),奶奶用扬场的木锨把她端了出去。河南那时候穷,小孩子们都爱挖甜甜的茅草根吃。“小蛮子”和小涛表弟是我的玩伴,他们平时很少吃到茅草根,让我带着小锄头去荒坡上挖。我挖,他俩抢。谁知道就在我落锄的一刹那,“小蛮子”的手塞了进去,他的食指血流如注。表姐路过看到,吓唬我说:看奶奶不把你吊起来打死!我害怕挨打,撒开腿狂奔,消失在茫茫的田野之中。半夜时分,祖母和姑父打着灯笼火把,在邻村的一个稻草垛里找到了我。一个夏日的正午,水牛下到鱼塘里纳凉,骑在水牛脖子上的我正好拽着牛角睡着,被带进水里。还是“小蛮子”的父亲路过,一把把我从水里提溜了上来。

 

在荆门,我也曾数次被祖母带着到各家串亲戚。2000年国庆节,时隔30多年,我去湖北探亲,专门跑到沙洋县后港镇广坪村的大姨家。离老远,大老表就跑出来迎接,抱着我就哭:元成,你可回来了!中午,弟兄们大醉。大姨尚健在,大姨父已经病故。我们一起到村外的坟地里去上坟,烧纸,放炮,磕头。想起当年我到大姨家,大姨父把一只不下蛋的小鸡炖了招待我,老表们眼巴巴地看着我吃,我的眼泪又再次失控。2015年国庆长假,我和何弘前往采访,见到了在沙洋县五里铺镇当书记的二老表,才得知大老表、大姨也先后病故了。2000年那次,我还到了六奶奶家,到已经去世的六爷坟上祭拜。跟我祖母是亲姐妹的六奶奶说,六爷先是被国民党部队抓壮丁,后来被解放军俘虏,随志愿军参加抗美援朝负伤,立功返乡,再后来全家搬迁到荆门,就没再回淅川。六奶奶从屋里翻出一个破旧的布包,展开来,是六爷的转业证和军功章,已经蒙上了厚厚的灰尘。在荆门,我也见到年迈的姑姑。她老人家腰弯背驼,却精神矍铄。见面的时候,她还在女婿承包的林地里干活。我也见到了看林场的姑父,他还是像过去一样话语不多。见到了在小水库看配电房的大伯,他在全家返迁淅川九重后,又折返荆门,在大妈去世后,自己住在那间配电房里。一年后,大伯因患胃癌过世。和其他已经作古的亲人一样,他也埋骨荆门。

 

祖母有先见之明。她的晚年在山东德州和河南老家分水岭度过。祖母那时已经知道,丹江口大坝还要加高,要南水北调,要搬迁。1994年,漂泊了一辈子,辛劳了一辈子,爱掂着收音机听豫剧的祖母撒手人寰,安葬在她自己生前选定的南山顶墓穴里。而晚于祖母三年去世的父亲,埋在同一座山的半山腰里,那是父亲生前在石缝之间开垦的一小片荒地,两处相距不过数百米。在2009年启动的新搬迁中,搬迁高程是172米。所幸老宅子所在的位置在172米以上,不符合搬迁标准,使得1982年春夏之间父亲带着我盖的三间瓦房得以保全,虽然已有两间椽朽瓦落。而祖母的坟地在更高的山头上,每年清明都等着儿孙回去祭奠。

 

2014年8月,经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主要领导同意,我被借调到省委宣传部文明河南办近3年。繁忙的工作之余,我和何弘都把业余精力投入采写之中。而采访的最后一站,是北京颐和园旁边的团城湖——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出水口。因正值汛期,门卫不让进,经多方沟通,并出示了记者证之后,被破例允许进入团城湖,为《命脉》的采访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江河奔流,干渠涌碧,水脉即命脉。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即将通水四载,6000万人喝上了甘甜的丹江水,河南、湖北两省的几十万移民已经在新家园安居。在命运的长河里,每个人虽然不过是一朵浪花,但只要葆有本真,同样能开花结果——因为,跟着河流在大地上行走的人,一定能扎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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